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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中国值得与美国作比较。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公路法》首次提出以“燃油附加费”替代养路费，但这一建议一再遭到否决和拖延，这为后来各地自筹资金修路，提供了动力和空间。不难设想，如果全国高速公路网的资金都集中在一个大池里，那么对这个池子里的资金的争夺，将带来巨大的浪费；而高速公路的设计和建设，也将变得低效。

在2018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雷军谈到，鼓励员工转岗到武汉工作，虽然初期条件差一些，但到2019年9月，条件将会大幅度变好，到时将按照到武汉的落地人数分房。小米“南迁”仅仅是开始，从2017年至今，在“逃离北上广”这个显得有些“标题党”的话题下，一系列互联网公司选择在成都、武汉、西安、厦门、海口等城市落地，并以此为基础，在当地继续扩招。

1971年，美国《电子新闻》周刊的记者唐·霍夫勒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湾区的计算机芯片公司是如何获得成功的。他第一次把该区域称为“硅谷”，同时指出，所有硅谷的芯片公司都和仙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畅销书《硅谷热》更是这样写道：硅谷大约70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当时在仙童公司供职，是进入遍布于硅谷各地的半导体业的“敲门砖”。

4、储能的不完全定义储能的应用过程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障碍，即对电池储能解决方案的各种应用、如何分配价值、如何补偿供应商并不完全了解。换句话说，储能正面临身份危机，所以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在努力研究如何定义速效电池储能。显然，这并不容易。例如，落基山研究所（RMI）仅仅是针对三个客户细分的储能就识别出了13种价值流—然而这还只是众多客户细分中的一种（见下图）。

经济观察报：2019年科技企业的发展机遇？柯睿杰：云与AI、物联网等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更多的企业开始关注通过云端的应用和服务来加速数字化转型。2019年，To B端的需求都将进一步加强。传统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将加速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芯片产业强势崛起。较量从1981年开始，这年12月，针对英特尔公司新推出的存储芯片，日本松下公司毫不示弱地推出相应产品，不仅能读，还能够像黑板一样擦写。由于后者的低成本和高可靠性，该芯片迅速占领美国市场，而英特尔的单块芯片价格在一年内从28美元跌至6美元，蒙受惨痛损失。此时的英特尔还能承受这样的打击，由于个人电脑市场的兴起，英特尔在个人电脑芯片上赚得盆满钵满。